再审不是重审 一般不开庭

　　在媒体关于呼格案的报道中，“重审”二字反复出现，事实上，呼格案即将启动的应该是再审程序。再审作为存在于审级结构制度之外的救济制度，与重审和上诉审存在根本区别。

　　再审都是在案件终审之后，启动再审有严格的范围和条件限制。

　　重审，是指上诉案件当事人不服第一审裁判提起上诉后，第二审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审裁判确实有错误，且不宜直接改判，于是裁定撤销原裁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，由原审人民法院对案件重新进行审理。重审是对裁判尚未生效的案件，利用原审程序纠正裁判错误的机制，而再审是对裁判已经生效的案件，利用新的程序纠正裁判错误的机制。重审，指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，经过审理，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由于违反法定程序，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，撤销原判，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新审理。 重审依照第一审程序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，其判决为一审、二审或终审判决。

　　再审，为了纠正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的错误，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的重新审理活动。再审程序在《刑法》规定中须由本院院长提出，或最高人民法院、上级人民法院向下级人民法院指令，或因上级人民捡察院提出抗诉而实行，再审应另行组成合。但在中国司法实践中，这一程序往往由各地政法委牵头。

　　内蒙古高院新闻发言人李生晨表示，内蒙古高院将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。鉴于原审被告人呼格吉勒图已经死亡，决定采取书面形式审理本案。根据刑事诉讼法解释384条第三款规定，决定不开庭。这一审判方式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，再审案件往往并不开庭，而是采用书面审理，甚至询问一方当事人就会做出判决。同时区别于两审制中起诉状需要“送达”的规定，再审受理通知书是以“发送”为标准的，被申请人是否收到再审申请书，并不影响法院对再审案件的审查。

呼格案启动再审为何拖了这么久？

　　呼格吉勒图案的“真凶”于2005年落网，然而事情过去近9年，该案迟迟未能进入再审程序。冤案难申究竟难在哪？在此前的浙江萧山冤案和浙江叔侄冤案中，都启动了再审程序，最后都得以翻案，而根据公开资料显示，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，再审翻案的比率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。

　　具体到呼格案，虽然此案当年有“命案必破”“死刑复核权在省级高院”等法律方面的因素，但如果最终认定是错案，其主要原因在于主观的有罪推定，这就牵扯再审到对人的追责。因为当年公、检、法的相关办案、审案人员仍在，如果进入再审纠错程序，很多人会因此受到牵连。而按照规定，一旦纠错，这些当年办案的“有功人员”就要被追究责任，如果存在诱供或逼供，还会被追究刑责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“真凶”赵志红虽然落网，并承认了呼格吉勒图案是他所为，但是只有口供，找不到旁证和物证。这或许成为法院纠错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，因为仅凭口供仍难证明赵志红就是真凶。而在刑法当中，没有对刑事复核案件的审理期限予以规定，这也是此案久拖不决的原因之一。

　更为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，我国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权由“国家独占”，即完全掌握在法院和检察院手中，这意味着司法部门启动再审等于是“打自己的板子”。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再审程序的模式，不符合控审分离的原则，不利于实现司法公正，也导致了诉讼职能的混乱。而法律直接赋予检查院再审抗诉的权力，并不能保障纠纷解决的终极性， 反而产生了剥夺法院的司法终局效力，使得裁决不再具有司法最终裁决的效力。这也是为什么呼格案再审需要由内蒙古自治区政法委牵头，如果没有一个强力的协调机构，寄望于司法部门“自觉启动”再审程序，难于上青天。

法制基础不牢 严打没了呼格案也还会有

　 呼格案发生的时候，正是中国进入第二次严打的阶段，一个18岁的孩子，在严打中被枪毙，如果最终再审结果认定是冤案，紧接着要思考的就是，如何在今后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。我们的司法制度特别是办案机制存在着严重缺陷，最重要的两点：一是公检法各部门间不能形成相互的制衡；二在判决过程中二审不存在对一审的纠偏机制。如果基本的法制基础不能建立起来，即使不严打，“呼格案”这样的悲剧也难以避免。而避免严打带来冤案最好的方式就是严格的依法审判，将类似严打这样的活动规定在法律范围之内进行，不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不得违反，如果超出了法律的范围，那么严打实际上也是违法的，提倡合法的严打，反对违法的严打，这是避免类似呼格案再次发生必须要建立的社会共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