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月30日，杨斌状告广州市律协，在越秀区法院正式立案。孙莹摄。

一个不会妥协的人，能在体制内活23年吗？

答案是“能”。

45岁的广州市女检察官杨斌活下来了。不过，四个月前，她也从广州市检察院“裸辞”。辞职后，想当实习律师的她，又一纸诉状将广州市律协告上了法庭。

杨斌在广东是名人。2005年，作为检察官的她，在法庭上为女囚落泪、求情，只因那女囚是在贫困交加、绝望无助的情况下溺死了自己的女婴。她时常在微博、报刊上对公共事务发言，以至广州市检察院三位领导加班陪她学习《检察微博管理办法》，提醒她“要把精力放在本职工作上”。四个月前，她辞职的新闻，从广东地方到全国的媒体都有跟进。

“她是个奇葩。”谈起杨斌，广州市检察院一位年轻的女性公务员如是评价。

“在体制里呆了这么多年，居然还能保持那种状态，”这个年轻的姑娘觉得不可思议。

7月24日，杨斌带了一众记者，直奔广州市越秀区法院，记者们全程跟拍了她提交诉讼材料的过程。

“这不是炒作，又是什么？”一位署名为“张扬律师”的网文公开批评，还建议杨斌“到了哪个圈子，就应该要遵守这一圈子的游戏规则”；“如今辞职出来后，又利用原来的经历高调地进行炒作行为，会被同行不耻”。

绿灯和红灯

杨斌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了批评她的这篇网文。“理性的人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，”她说。

“这事我就是要炒作，越多媒体关注越好，只有更多的媒体关注，这个奇葩规定才能废除。”

辞职后的杨斌想当律师，就得从实习律师干起。广州市律协规定，申请实习律师证，要出示“无犯罪记录证明”，这个证明得从14周岁起，换过几次户籍就要出几份。

15份材料、至少要跑三个省、至少要跑五个派出所……如果要循规蹈矩办实习律师证，这是杨斌不得不做的事情。

杨斌的情况是：14-18岁在湖南湘潭，18-22岁在重庆上大学，22-34岁在广州花都，后来在广州市检察院的集体户口，再后来才是现籍广州市黄花岗。

“就算我回老家、回重庆开这个证明，我又凭什么证明这里曾经是我14-18岁、18-22岁的户籍地？户口本早没了！而且那时没电脑！全部手工。派出所也不会理我呀。”

当过检察官的她太清楚了：全国公安早就有联网系统，要看一个人是否有犯罪记录，一查便知。公安系统按几个按钮的事，却要当事人辗转五地来办，杨斌觉得这事太荒谬。何况从法理上说，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。

多位广州法律界人士告诉凤凰网，他们通常办理这个“无犯罪证明”的方法是：“找关系”。

在检察院工作了23年的杨斌，“找关系”并不难。但是她觉得这规定本身并不合理，应该废除。

并不是所有城市都有这样的奇葩规定。在上海申请实习律师，无需开无犯罪证明，只需本人签署承诺书；在北京，只需到现户籍所在地开无犯罪证明即可。

杨斌决定把广州市律协告上法庭。

“如果是其他人遇到我这样的事情，我也许也会劝他们找关系搞定算了。普通人往往没有抗争的资本，你去抗争，可能一个泡都冒不出来。可是我可以，我觉得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。”

美国漫画英雄“蜘蛛侠”有一句著名的话：“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”杨斌说，她很同意。

相比普通人，她确实有更大的能量。她四个多月办不成一个“实习律师证”的新闻，媒体早已广泛报道。有知情人称，广州市律协将杨斌的申请递到广东省律协，省律协的一位领导表态说，我们这个规定，“决不能在杨斌这里破例”。

这位领导误解了杨斌。杨斌并不是希望“破例”，成为不用遵守规则的幸运者——如果仅仅是这样，她完全可以通过“找关系”解决——她是希望整个不合理规定彻底废除。

用她的话来说，她不是希望给自己“开绿灯”，她是希望“彻底就没有红灯”。

7月30日下午，杨斌穿了一件米色上衣，黑色裤子，手挎红色包包，来到广州市越秀区法院。她接到通知，状告广州律协的案子已同意立案。

走进法院大门，负责安检的保安笑着问她：“斌姐，又来啦。”

“是啊，”已经走过安检门的杨斌，回过头来又问他们：“你们支持我不？”

“当然滋瓷啊！”操着粤语口音的保安立刻回应。

交费50元后，杨斌领到了“受理案件通知书”。这意味着：针对广州市律协的战斗正式拉开序幕。

“我好想跟这个案子的法官说，希望他能做一个伟大的判决，从此废除这样不合理的规定。因为公民没有自证的义务。”

“这不是什么伟大的判决。这就是常识，”一位朋友摇头。

“在这个常识颠倒的社会，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判决，”杨斌说。

设防和死磕

她是一个不设防的人。她家那个小小的院子，数不清的媒体人、法律界人士、案件当事人都去过。院子只有一点点大，晾着衣服，放了不少杂物。

“很多人劝我，做律师要防备当事人。一旦你不能如他们的愿，有时候会很麻烦。但我觉得没什么。”

7月30日上午，杨斌刚刚起床，穿着睡裙的她抱歉地对记者说：我们在小院子里谈吧，屋里有些乱。我们在外面点个蚊香。

七月的广州是33度的高温。太阳直射之下，小小的院子里难免有点闷。她想了想，笑着说：那还是到屋里来吧，外面太热了。

这个53平米的小房子，与很多普通广州市民的家一样，简朴，略杂乱。杨斌告诉凤凰网，尽管还没拿到实习律师资格，她还是可以接一些案子来做，只是不能做“出头面”的工作。收入还是有，只是会少很多。

“因为声名在外，现在找我的案子，要不就是把我当包青天，要不就是把我当活雷锋，”她苦笑。

早在3月杨斌辞职的时候，媒体就大范围报道过她“办证难”的问题。后来，总理李克强公开批评“要证明你妈是你妈”的“中国式办证”。

“可是有什么用？在基层，一切如旧，没有任何改变和推动，就是这么回事。”

杨斌建议律协向广州市公安局发一份公函，每年申请实习律师的，统一交姓名、身份证号码，由市公安局批量查询。

“这种公对公的方式，百分百ok，广州市公安局不可能拒绝你。对他们来说，这是本职工作；对你来说，也是工作亮点。为什么不这样去做？”

杨斌跟广州律协也私下交流过。“他们说他们也是一肚子苦水，你去告也好，”她说，特别能理解那些“死磕律师”：“虽然有一些死磕律师的具体做法我不认同，但很多事情你不去死磕的话，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的改进和推动，中国永远都在这一团乱麻里面，每一个人都理不清，每一个人都深陷其中，每一个人都充满无尽的抱怨，但每一个人都没有实际的行动。所以我就觉得像我这一场官司能不能至少解开某一个神秘的连环套。”

所以，还没当上律师，杨斌就已经开始死磕了。

“还没当上律师就得罪律协，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？”

“你想明白没有，对自己有什么好处？中国这么多问题，你杨斌能改变吗？要改，也不要拿自己开刀啊！还没做律师就得罪律协，以后在广州还混不混？你这么好的开局，朋友信任你，当事人信任你，案源不愁，赶紧拿到证才是最大的正事！要善于妥协，妥协是智慧啊！你已经这么有名了，你已经足够有名了，你再出名有什么意义？闷声低调赚钱，赚了钱再谈理想！”

“低调”这词，杨斌听得耳朵都起茧了。老有好心人劝她“尽可能低调地婉拒和逃离媒体的关注”。

“可能我性格还是比较烈性的那种人，我看到很不舒服，真的，”杨斌不想领这些情。“他貌似很关心你，但只会让人泄气。”

懒得解释的杨斌，干脆把微信签名档改成“不折腾会死”。

“真正懂我的朋友，了解我性格的朋友，他只需要问我：你想好了没有？如果你想好了，你做的是一件正确的事情，我支持你。”

在讨论她辞职的家庭会议上，杨斌的二哥说：“杨斌这种人，其实社会很需要。只是不幸她出在我们家了。”

“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”

提起诉讼前一天，一位律师给律协打了电话，说你们把杨斌这个事办了吧，她都要告了，这样“大家都不好看啊”。

“然后那边的答复大概意思就是说，他们也没有办法，我们都很烦这个规定，起诉也好，废掉这些我们也认为不合理但无能为力的规定，”这位律师说。

“墙里的人有时候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。”这一天，杨斌在朋友圈内写下这句话。

她深有体会。从市检察院辞职前，她最后一个岗位就是负责开具“无行贿犯罪档案证明”。按照规定，进行招投标的企业，都要出示这样一份证明。他们跑到市检察院，就会遇到杨斌帮他们办证。

那时的杨斌，是审批者的角色。“我在那里干了一年，我就知道这个东西太操蛋了。”

“一开始，企业来办证明，要跑两趟，准备一打材料。后来我简化，只要两三张纸就搞定了。我很心疼，他们交过来的东西，其实我们都是马上作为废纸的，我觉得很浪费资源。而且我恳请网上受理，他不用跑两趟，跑一趟就行了。按规定是三天内给结果，但我值班的时候，一般就会让他在外面等一下，或者一会儿再过来，我们当天可以出结果。”

但是，如果不是杨斌值班，来办证的人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。有时候窗口外面排了长长的队伍，有些人急得直哭。这些被折腾得死去活来的办证人，有时会向杨斌抱怨。

“我对那些抱怨的办证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；你去投诉吧，我支持你去向领导投诉，你和我反应没用啊！我只能在我职权范围内给你们行方便，但我管不了别人啊。可他们就是一个都不敢去反映，”杨斌很无奈。

离职的时候，她给检察院写了一份调研报告，建议“无行贿记录”可以通过交易中心将涉及的招投标单位，统一交到检察院，批量查询。“对于我们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，这是分秒之间的事情。但是你想，对这些办事人，要跑来跑去，这中间要花费多大的人力物力财力？而且检察院的工作量也增加啊，这些人分散来跑，处理起来不是更麻烦吗？”

这样一件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的事情，就是没办法落实，杨斌只能叹气。

那时候，作为一个墙内的人，她比墙外的人更希望墙倒。

“奇葩”和“软肋”

“我的成长非常不顺利，在体制内真的不是很顺的。我这样的性格，就是不妥协，个性非常地强烈，有自己的想法一定会表达出来，”回想自己在体制内23年，杨斌说。

杨斌出生在湖南湘潭，父母都是国营大厂里的职工。父母一辈子都很怕求人，省吃俭用，只想孩子好好读书，通过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。

不过杨斌从小读书就很笨。大学又学了一个“特别烂的专业”：重庆大学社会科学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专业。

“你这个专业啊，只能去找江泽民了，”22岁的她南下广州找工作时，人家这么揶揄她。

她还记得当时自己为找工作，在人家工厂门口失声痛哭。

后来在花都区检察院的那段日子，她也经常得罪上司，曾因为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，导致日子非常难过。长达一年多，她整夜整夜地失眠。

“我这种性格，掉过很多坑，撞过很多墙，”她自己也知道，但她不想改。

杨斌的丈夫，是一个普通的公司职员，典型的广东人，性格温和。他有时看到别人太懦弱，会笑着劝别人：“你要跟我老婆学习，我老婆只要自己认为在理，她就是很强势的。”

“这辈子有服过软么？”记者问杨斌。

“很少。我最大的缺点也就是我最大的优点，就是不会妥协。” 

也许唯一的软肋是孩子。

她只有一个儿子，今年15岁。这个身高已经超过一米八的大男孩，性格更像爸爸：温和，有点腼腆。“儿子很善良，善良到我有些担心，当他有一天真正要独自面对这个残酷的世界，他的善良会不会成为最大的缺陷和弱点，”她是真的担心。

从小到大，每年寒暑假，家里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小客人，多是些苦命的孩子，来自有缺陷的家庭——不是因为贫穷，就是因为父母被告或被害。那时候，儿子曾睁着天真的眼睛问她：“妈妈，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看上去不快乐？我们要做点什么让他快乐一些呢？”

2013年“小升初”，儿子所在的越秀区，是广州市教育资源最好的区之一。儿子考得也很不错，平均每门功课近96分。但最后还是被电脑派位到最不想去的中学。教育系统的朋友告诉她：电脑派位，猫腻多着呢，你不送礼不找门路，活该。

“孩子读书的事比天大，”一贯不求人的杨斌，也不得不低头。一番周折之后，人家告诉她：别人至少半年前就开始运作了，你这个和时代和潮流脱节的妈，现在才来，肥猪肉早就被人分完了。

为了让儿子上学近一些，她只好把自家的房子租出去，到儿子学校附近租房住。花钱买了重点中学学位的家长嘲笑她：“反正都要花钱，你这租房子折腾的，还不是一样花钱，逃不掉的。”

倔强的杨斌曾拉着老公，跑到教育局投诉电脑派位不公。如所有人事先预料的一样：如石沉大海。

“我彻底投降，”她在微博上把整个事件从头到尾诉说了一遍。她说：“我不可能耗尽自己的时间、精力、心血，去陪一个庞大的官僚烂摊子玩。它要烂就烂吧，我还得过我的生活。”

那大概就是最近一次“妥协”，至今已两年多。  

“你真的无所畏惧么？”

对这个问题，杨斌想了一会儿。然后她说：“我想我真的无所恐惧。第一，我相信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。第二，目前为止，我相信自己是干净的。”

“像我这种性格的人，总要比别人多碰很多壁，多吃很多亏。但命运也会在你最想不到的时候，给你最想不到的奖赏。”

“命运给你最大的奖赏是什么？”

“可以过自己想过的生活。说自己想说的话。这一条，很多有钱、有权的人也做不到。对不对？”

（凤凰网：孙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