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天，建言全国人大审查拆迁条例的五名北大法学学者接到邀请，参加明天由国务院法制办举办的座谈会，研讨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(以下简称《拆迁条例》)。

　　5建言学者获邀参加座谈会

　　本月7日，北大五名法学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立法机关对《拆迁条例》进行审查，撤销这一条例，或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向国务院提出书面审查意见，建议国务院对《拆迁条例》进行修改。昨天中午，5学者之一王锡锌接到了来自国务院法制办的电话邀请，要他们明天去参加座谈会，研讨《拆迁条例》。

　　北大法学院姜明安教授表示，国务院法制办副主任郜风涛邀请他们参加这次会议，并将主持这次座谈会。北大递交审查《拆迁条例》建议书的五名法学学者分别是沈岿、姜明安、王锡锌、钱明星和陈端洪。不过陈端洪因事先安排了其他事务而当天无法到会。另据了解，除了这五名学者，还会有其他学者参加这一座谈会。

　　对国务院法制办的这种做法，王锡锌表示，“这是比较积极的回应”。王锡锌说，之前通过私下渠道了解到国务院法制办对《拆迁条例》比较重视，“也有非正式的交流”。他也了解到这一条例的修改和废除会面临很大的阻力，但现在全社会都比较关注这一条例和拆迁问题，这是一个契机。

　　人民日报呼吁修改拆迁条例

　　此前媒体报道称，国务院正准备修改这个条例，目前已组织国务院法制办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国土资源部、农业部、林业局等相关部委，进行前期的立法调研工作。

　　《立法法》规定，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法律相抵触的，可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，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，必要时，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、提出意见。王锡锌说，《立法法》只规定了公民有提起违宪审查的建议权，并没有规定立法机关如何回应公民的建议。沈岿也表示，有关部门不一定会开一个先例，对公民的建议要予以回复。

　　沈岿表示，成都唐福珍为对抗拆迁而自焚事件促使他们提出这一建议。《人民日报》12月10日发表“人民时评”称，6年前的孙志刚案废除了《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》，希望“悲剧性的个案最终能推动制度的进步”，让城市拆迁立法融入更多现代法治的文明基因，以避免同类事件的再度发生。

　　评论称，在《物权法》出台之后，我国拆迁制度就受到质疑，此次如果能顺应民意和法治潮流，对《拆迁条例》中与上位法相冲突的地方进行彻底修改，无疑是众望所归。

　　案例1

　　《物权法》2007年颁布实施后两年中，各地暴力拆迁事件依然频发。专家表示，应废除《拆迁条例》，涉及财产权的征收征用一定要走法律程序，而非行政程序；政府应完全从商业拆迁中抽身出来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：强拆应走法律而非行政程序

　　时间：2009年10月28日

　　地点：青岛

　　事件：张霞自焚抵制拆迁受伤，生死未卜

　　1998年张霞在青岛购买一块180平方米土地开酒楼。2007年6月，这片土地被当地政府卖给开发商做小产权住宅。开发商提供近300平方米的小产权住宅进行置换，她拒绝了这一补偿协议。

　　此后两年内，张霞的房子四次面临强制拆迁。2009年10月28日，张霞在自家门前，面对拆迁挖掘机，将汽油浇在了自己的身上。有媒体评价说，“与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不多的区别在于，张霞现在还活着。”

　　张霞的房子随后被拆除。其所在的街道办事处党委书记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我们是依法拆除的，张霞的行为是妨碍公务、阻碍施工”。

　　点评：这个拆迁案例，其过程中存在政府征收的特点，如街道办负责等。

　　按照法律，政府可以为了公共利益征收土地，但即使在这一合法目的下，也要考察具体的程序是否合法，手段是否恰当，补偿是否公平适当。公平的补偿应由真正独立的评估机构评估，按市场价格给拆迁户补偿。

　　如价格没有得到认可，应当进行诉讼，法院会对拆迁目的的合法性、程序的合法性、补偿的公平性等进行审查，最后才决定是否拆迁。但按照目前的拆迁条例，诉讼的过程不影响拆迁行为的进行，这是该条例最不合理的地方。我们呼吁废除这一条例，就是要求涉及财产权的征收征用一定要走法律程序，而非行政程序。

　　从国外的经验来看，即使法院最后判决政府胜诉，政府也很少采取强制的手段，因为拆迁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还涉及到人的情感，对于有些人来说，你给他再多的补偿，他可能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。

　　案例2

　　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才亮:商业拆迁政府应完全抽身

　　时间：2009年11月27日

　　地点：贵州

　　事件：开发商组织数十人暴力拆迁引发群体性事件

　　2009年11月27日，贵州博宇房地产公司组织数十人，携带钢管、撬棍和封口胶对9家住户8间门面进行暴力拆迁，13名正在熟睡的住户被强行拽上汽车拖离现场。

　　这一行为随后升级为群体性事件，拆迁户用40余瓶液化气罐堵路，造成近万台车辆滞留。警方对暴力强拆和堵路事件进行调查，拘留24人。

　　警方随后通报，在民警赶赴现场之后，开发商正用2台挖掘机实施野蛮拆除，群众则手持刀具与开发商方面人员对峙，民警制止之后，拆迁人员反而继续催促工人加快拆迁速度。

　　点评：与政府征收模式不同，贵州的这个案例是一种商业拆迁，房屋的原有业主和房地产开发商是一种民事关系，如果双方在价格上未达到一致，那么交易就不应当进行。上述案例完全是暴力拆迁。

　　按照《拆迁条例》，“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、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，经当事人申请，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”，将政府置于一种第三方的位置，但《物权法》已明确，仅仅是在涉及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况下，政府才可以决定是否征收土地，开发商更无权力单方面决定是否拆迁，因此政府应当完全从商业拆迁中抽身出来，并且废除目前商业拆迁领域的许可证制度。

　　按照物权法规定，在土地使用权尚未进行转让的时候，根本不能进行买卖，也就是说拆迁应当在购买土地之前，但目前很多土地都是先卖后拆，已付资金的压力也是开发商不断出现暴力强拆的原因。（记者郭少峰） (来源：《新京报》)

律师建议人大撤销拆迁条例

　　北京律师吕国华向全国人大递交建议函，建议进行拆迁立法

　　本报讯 （记者郭少峰）在北大5名法学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审查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的建议后，昨天，北京亿嘉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国华，也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建议函，建议撤销《拆迁条例》并进行拆迁立法。

　　吕国华认为，涉及到公共利益的拆迁可以说是行政法律关系，但在涉及到商业开发的时候，这是一种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，双方要来谈判讨价还价，但如果政府却参与其中，就容易让被拆迁人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有碍公平。

　　■ 对话

　　政府助开发商拆迁有碍公平

　　新京报：你经常接触到拆迁领域的案件吗？

　　吕国华：是的。拆迁有基于公共利益的，也有的是商业拆迁。

　　比如我现在手头正代理的北京南部的一个郊区县的案子，属强制拆迁，我代理人的房子建在农村的集体土地上，政府以土地储备中心的名义提出拆迁，将农村的集体土地转换为国有土地，作为储备土地用地，但随后就将这块土地转手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商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属于哪种法律关系呢？

　　吕国华：如果政府把土地征收后用于修路，那这是为了公共利益，这种拆迁行为属于行政法律关系，但实际上却交给了开发商，事实上是一种商业拆迁。

　　这时被拆迁人与开发商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民事关系，双方要来谈判讨价还价，但政府却参与其中，单方面定价，这就让被拆迁人失去了讨价还价的机会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你代理的拆迁案子中，都是被拆迁人起诉谁？是起诉政府还是起诉开发商？

　　吕国华：都是起诉政府的。2005年最高院有一个司法解释规定，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、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，就补偿安置争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，法院不予受理。不过当事人可向有关部门申请行政裁决。

　　当事人对政府的行政裁决不满，要提出诉讼，这当然都是针对政府部门的案子了。

　　新京报：在你接触到的涉及“公共利益”拆迁的案子里，政府是怎么解释“公共利益”的？

　　吕国华：现在对“公共利益”没有一个明确界定，通常都是由政府来说，这块土地的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。

　　新京报：有具体的案例吗？

　　吕国华：我代理的一个北京市区一处拆迁案，是国有土地，政府要征收拆迁，作为储备用地，但转手用作房地产开发，建高尔夫球场。

　　当时拆迁办主任对“公共利益”的解释：开发房地产，建高尔夫球场，这是经营，得向国家缴税，这税收得进入国库，这就是“公共利益”了。

　　如果照这个说法，那所有的房地产开发都向国家缴税，那都是为了公共利益了。

　　本报记者 郭少峰

　　“拆迁条例阻碍物权法拆迁规则实施”

　　北京大学五位学者日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拆迁条例的建议，昨天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王利明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，拆迁条例阻碍物权法拆迁规则实施。2007年3月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物权法时，王利明接受本报采访时即直言，拆迁条例应尽快修改，以配套物权法实施。

　　拆迁问题法律适用极为混乱

　　新京报：北大五位学者认为，拆迁条例与物权法抵触，拆迁条例是否违反了物权法？

　　王利明：我听说过这个意见，但没来得及仔细阅读。

　　我认为，拆迁条例的确与《物权法》第42条规定的征收制度不符合。《物权法》出台后，我一直呼吁应尽快修改拆迁条例，以有效实施物权法规定的制度。

　　从目前来看，在拆迁问题上的法律适用极为混乱，大致有三种做法：一是继续适用原有的《拆迁条例》；二是适用一些地方在《物权法》颁布之前颁行的条例；三是直接适用《物权法》的规定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几种做法目前都遇到了一些问题。

　　王利明：对啊。前两种做法明显与物权法的规定不符合，例如，拆迁是否必须经过法定的征收程序，是否应当由政府主导拆迁等问题，《条例》和很多地方法规的规定与物权确实存在较大差异。而由于《物权法》第42条规定得过于原则，在操作中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，因此也遇到难以统一适用的困难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拆迁条例应当与物权法保持一致？

　　王利明：《物权法》明确规定了有关拆迁的规则。物权法是民事基本法，而拆迁条例作为行政法规，其上位法是物权法，它的功能在于具体落实物权的规定。

　　但是，由于拆迁条例迟迟没有得到修改，《物权法》确立的房屋拆迁规则面临极大的实施障碍。

　　拆迁当事方政府不能自己裁判

　　新京报：拆迁条例与物权法的规定在哪些方面不一致？

　　王利明：物权法所说的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就是征收行为。而在拆迁条例中，大量制度显然不是根据征收制度来设计的。

　　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是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单位，在当前的实践中，这主要就是开发商，而不是享有征收权的政府。因此，拆迁行为就成了开发商的活动了。政府决定开发后往往交由开发商实施具体拆迁行为，并由其与被拆迁人协商补偿标准，政府作为仲裁者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纠纷呢？

　　王利明：但部分开发商为了追求经济利益，往往会做出一些不恰当的行为，甚至是野蛮拆迁，严重损害了民众的利益。

　　新京报：当前强制拆迁存在很多争议，应如何解决？

　　王利明：我一直呼吁要修改拆迁条例，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，应当由政府来主导。既然政府是拆迁中的一方重要当事人，他自己就不能作为纠纷的解决者，因为，每个人不能作为自己事务的裁判者。目前，一些争议由政府出面来解决，事实证明并未取得应有的效果。

　　新京报：为什么呢？

　　王利明：主要还在于政府本身就是涉及争议的一方当事人，可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害关系。在政府主导拆迁活动后，政府就不能继续作为拆迁活动纠纷的解决者。

　　新京报：除了政府之外，应该由哪一方来解决？

　　王利明：如不动产所有人对拆迁问题有争议，可以诉至法院，由法院依法予以审查和判决。

　　应据物权法大幅修改拆迁条例

　　新京报：在拆迁事件中，也存在“漫天要价”拒绝拆迁的问题。

　　王利明：这是拆迁中的另一极端。“漫天要价”不是物权法带来的问题，而是配套制度不健全。特别是强制拆迁的条件和程序不完善，如果有序的拆迁规则得以建立后，公众的财产权益得到了公正的对待和处理，“漫天要价”的“钉子户”会大量减少。

　　新京报：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呢？

　　王利明：法律法规有必要规定强制拆迁程序，强制拆迁必须以征收行为满足“符合公共利益的需要”、“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”、“给予了足额的补偿”等条件为前提。只要符合法定的程序和条件，才能进行强制拆迁。

　　新京报：具体如何操作？

　　王利明：必要的情况下，尤其是拆迁涉及到人数众多的情形，强制拆迁应经过听证等程序，要通过公开讨论、听取各方意见。即便是强制拆迁活动，也要讲究方式方法，避免激烈冲突，尤其要避免造成人身伤亡。

　　新京报：对于目前拆迁条例的存废或者修改、重新立法，你建议采取何种方式？

　　王利明：我建议尽快修改，尤其是要根据物权法确立的基本原则，对拆迁条例作大幅度修改。一方面，凡是不符合物权法第42条的精神的规定，要予以废除或修改。另外，要对物权法的原则性规定予以具体化，增强可操作性。

　　本报记者 杨华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