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日，中国政法大学与北京市人民检察院联合举办的“2013年法律语言高端论坛”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召开。

　　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先生指出，司法公正首先体现在法律文书上，如果法律文书出了问题，司法公正就会有缺陷，所以不能小视法律文书的重要性。他强调法律语言学的发展，不仅仅有赖于法律与语言的有机结合，也有赖于研究法律语言的学者，要和司法实践相结合。

　　诚然，徒法不能自行，再好的法律需要人去实施。正如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：“法律不只是一整套规则，它是在进行立法、判决、执法和立约的活生生的人。它是分配权利和义务，并据以解决纷争，创造合作关系的活生生的程序。”

　　从纸质的法律文本到法律的实施、法治社会的实现，始终需要一群精通法律专业知识、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人为依托。他们对公平、公正理念的追求决定着他们必须要有对法律忠诚的品格，及独立的运用法律定分止争、解决问题的能力。而这种能力恰恰是通过法律思维、方法和语言来实现的。

　　可以说，法律、语言、法律人，是一脉相承的融合体。

　　司法语言：从失范到规范

　　一个学科的产生、发展，一定是在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中萌生、成长的。中国的法律语言30多年来的研究正是沿着中国社会从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的发展轨迹不断深入的。 1980年代初，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需求，我国立法数量激增，许多法律法规从无到有；同时国家迫切需要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法律工作者队伍。

　　政法院校教语言课的教师们顺应形势相继开出了《司法文书写作》、《法律语言基础知识》、《法庭演讲与辩论》等课程，开始了在法学和语言学交叉园地上的耕耘。

　　快速立法满足了改革开放社会发展的需求，但也暴露出这一时期立法语言存在的问题：立法条文中动词和宾语搭配不当、标点符号错误、逻辑冲突、存在歧义等。

　　这些失范的法律语言的修改和完善首先是由法学家来论证完成的。

　　例如，从“法制”到“法治”，法学家李步云为之论证了20年。仅仅是一字之差，却是治国思想的一次重大突破，在我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

　　而从刑事诉讼法条文中的法律专业术语“人犯”到拘留所墙上的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标语，是立法语言失范延伸到司法语言失范的一个明显例证。

　　在一起盗窃案中，被告不交代作案时间，办案人员到其家中向被告妻子询问取证，证明被告凌晨两点至四点不在家。再开庭审理时，被告仍不供认作案时间，法官一拍桌子高声叫道：“把他老婆带上来！”旁听群众哄堂大笑。这可作为审判语言失范的例举，并带有“有罪推定审判”的历史印记。

　　法学家针对这种司法语言失范的情况发出了呼吁：不能用情绪化的不文明的法律文书用语形容犯罪嫌疑人，类似“丧心病狂”、“心狠手辣”、“狗急跳墙”之类的有损犯罪嫌疑人人格和法律地位的语言要统统扫除掉。

　　最终，从“人犯”到“犯罪嫌疑人”；从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”的大字标语到青山绿水的山水画；从“把他老婆带上来”到“传证人到庭”；从威胁“吃花生米”到讯问过程全程录像监控，再到薄熙来案庭审录像公开、微博直播，我国司法语言逐渐规范起来。

　　根植于传统文化中的法律语言

　　2010年6月9日，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了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，这是继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、律师执业行为规范，我国司法语言建设进程中的又一进步。这使得对司法语言规范化的规定更具体、失范语言的清除也更快。

　　比如检察机关文明用语规则第五条规定：“检察机关文明用语以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为基本载体，同时尊重使用少数民族语言、聋哑人语言以及地方方言。”第六条：“检察文明用语包括检察业务和综合工作中涉及的接待、询问、讯问、出庭、宣传和群众工作等执法和工作用语。”并在第7条至第13条中分别就上述分项用语作了具体规定。

　　在最高法、最高检出台这些法规的背后，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和人文关怀。这些规则也确实带来了我国司法语言的新面貌。

　　在2010年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“晚辈合谋‘算计’房产，姥姥起诉反获支持”的案件中，法院提倡遵守社会道德。判决书中引用了《孝经》：“我国早有‘百善孝为先’的古语，‘孝’有孝顺、善待父母之意，古代以尽心奉养和绝对服从父母为孝，儒家经典《孝经》把孝誉为‘天之经、地之义、人之行、德之本’，由此可见，‘孝’在我国古代就已经是天经地义、人之美德，在现代的社会应该更加提倡。结合本案，陆老太已是八十高龄的老人，张女士作为陆老太的女儿，理当孝顺父母，从陆老太处购买房产后，不给付房款，且在法院判决后拒不执行，违反法律规定，也违背社会道德。”

　　从中可以看出，法律语言的规范应用需要中国传统文化的支撑，尤其是法文化的支持。特别是在调解语言中，更能体会出根植于中国法文化沃土的文化底蕴。但我们也应注意传统法文化中的糟粕部分，比如“刑讯逼供”这种司法语言的恶习流毒。在讯问中，基于“有罪推定”的思维，所使用的疑问句，会产生“诱供”和“指供”的嫌疑。

　　法律是通过语言被感知的

　　每一个冤假错案，都有不规范的语言运行；每一个公平公正的案子，都有规范、智慧的语言运行。一位优秀的法律人，一定是善于使用语言的智者。尚秀云被称为“法官妈妈”，她构思了少年法庭的“课桌”，启发少年犯罪嫌疑人早日回归课堂；宋鱼水法官在知识产权案的庭审中，会专注地倾听、时而点头、目光炯炯、偶尔记下一笔。

　　2006年6月29日，案件当事人于红，因为修理水管问题与所在小区的物业公司经理发生纠纷。二人当场发生打斗，经鉴定，于红为轻伤，两天后腹中胎儿流产。于红寻求司法途径未果后，开始了长达四年的上访生涯。

　　最终，公安机关重新将本案移送至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时任检察长苗生明亲自约谈于红。苗见到于红，迎上前去：“于红同志，欢迎你来啊！”并热情地邀请她就座，说，“这件事情的发生我感到很遗憾，领导都很重视。我们的目标一是严格审查案件，二是妥善解决这件事。我知道你的孩子没有了，如何让伤害得到抚慰，包括造成的一些损失能够得到一定的救助，今天请你过来，就是想听听你的需求。”

　　提到孩子，于红的眼圈一下子红了，情绪变得激动起来，又开始讲述她的遭遇和心中的怨气。

　　苗生明没有过多讲案件证据存在的问题，而是说：“这个案件，是否追究刑事责任，我们正在履行法律程序，但从民事上来看，您确实是一个受害者，受了伤、孩子没有了，物业公司和经理本人也没有任何道歉的表示，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。”于红愣了一下，突然哽咽着说：“这是我第一次从公检法机关听到同情我的话！”说完，便放声大哭起来……

　　在长达两小时的接访中，苗生明从证据情况、法理、情理、工作态度和方针等几个方面进行说理。于红的情绪慢慢平复下来。结束时，苗生明写了一个电话号码递给于红说：“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中医，这是他的电话，你身体不好，有需要可以找他。”于红接过纸条，默默地离开了。最终，这起持续四年上访、由中央督办的积案，在短短30天内就息诉了。

　　的确，“对当事人而言，法律是通过语言被感知的，就在一个词、一个句子中，就在与办案人的一句句对话中。诉讼中法律用语的温热和冰凉，他们可能会用一生去回味，也许一个小小的词语，就可能影响他们的一生。”(姚宏科《法律语言的温度》)

　　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发展，法律语言运用越来越多的优秀成果，“潜伏”在司法实践和法律人群体中。法律语言学者的任务，就是挖掘这座学术“金矿”，从中提炼、总结、推广优秀法律人使用法律语言的例证与规律。

　　(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语言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