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8年8月底，月坛大厦吴栾赵阎律所内，张思之、吴以钢、董秋娜分居三张办公桌后，相距不足10米。

　　前推30年、20年、10年，他们分别是北京垂杨柳中学的语文老师、北京市第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、外地来京的一名企业会计。

　　始于1978年的中国律师制度恢复，在30年间身份渐变，令他们3人的人生发生了巨变。与此同时，一些普通的中国人，也在国家公权面前，首次获得了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。

　　【20年制度真空】

　　1979年8月，接到北京市委开会通知时，张思之52岁。这一刻，他是垂杨柳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，正在审定高考的语文试卷。

　　“会前保密，去了才知道，市委书记李立功宣布要审判五大领袖，要求我们这些老政法归队审案子。”张思之对归队的要求很不情愿，在座的那些老政法们彼此都能理解。

　　张思之，北京市律协第一届副会长、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”辩护小组组长、《中国律师》杂志创办人。

　　23年前的1956年，新中国风华正茂，29岁的张思之法官意气风发，身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法律优等生，张思之受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，“组织与行政关系全在法院，办公地点设在北京法院的大楼内。”当年年初，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一则不起眼的出访消息，解释了张思之这批法官组建顾问处的政策动力：司法部副部长带队赴苏考察，以筹建既能体现现代司法文明、又能适应中国社会客观需要的“社会主义律师制度”。

　　世事难料。仅仅一年，仅仅办了一个半案件，“坚持资产阶级立场”的张思之就被打成右派，开始了长达15年的劳动改造。环顾四周，张思之并没感到太多的难堪：北京市原有的三个法律顾问处中，两个主任被打成右派；从业的100多名律师中，30%的骨干律师成为右派。

　　1979年，张思之等老政法接获市委书记下发的审案通知，原因有二，一是依照政策应该恢复张思之等老政法的清白之身，二是此前不久的中央64号文件要求全面恢复公检法，人才奇缺。

　　这年9月，因为难以抚平法院将自己打成右派的创伤，张思之选择回到律师行列。他复出之后碰到的第一个案子，就是“林彪、江青反革命案”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昔日亲手砸烂公检法的江青，身陷秦城之后，第一个想到了为自己找律师。“她最早提出来想找律师，点名大律师史良，她认为史良敢说话。但史良岁数很大，又是人大副委员长，国家领导人，显然不合适。”

　　允许江青等人聘请律师的决定来自当时的两案指导委员会——张思之回忆称：“经历了那么多的社会动荡，人们期盼消除人治带来的混乱。最高层有远见：安排公开审判，安排律师进行辩护，向社会发出法制恢复的信号！”

　　不久，坐在10人辩护小组的中间，张思之为自己的委托人李作鹏抹去了2笔指控。次日，这一照片传遍国内外。配文称，是次公审，揭开了中国法制社会的新一页。

　　【政府雇员】

　　大门徐徐打开，就再未合上。5年之后，张思之所在的北京市律师协会，招进了第一批法律专业的大学生。吴以钢，是其中的一个。

　　吴以钢，北京吴栾赵阎律所主任，北京市律师协会纪律委员会主任。

　　吴以钢毕业于北大分校中文系。“大一刚过，学校就下发了一个通知，新设了法律系、历史系等几个应用专业，鼓励所有的学生转读这些专业，说社会急需这些人才。”

　　那一刻，放眼全国，很多高校都有类似举动——64号文件颁布后，为了跟上各地政法机关恢复的步调，全国很多高校都做了类似的专业调整，大力培养法律等急缺人才。

　　毕业时，吴以钢的100多名大学同学，分别进入了北京市各个司法机构，好动、爱辩论的吴以钢，则被划进了北京市律协。“系领导把关，看谁性格适合哪个机关，就安排谁去哪里。没人有意见，因为不管去哪，工资、待遇、社会地位都一样。”

　　工作第一年，吴以钢在通州法律顾问处实习办案。吴以钢回忆称，当时穿的是司法局配发的蓝色大棉衣、按月领取行政23级工资，身份是国家法律工作者，代表国家办案，主要职责是“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”。

　　“客观地说，与改革开放前相比，‘坏人’也能获得必要的帮助，家属们当时已经很高兴；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当时的关系，相对单纯，不像现在这样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隔阂，律师工作的环境当时很宽松。”

　　1983年，正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特殊阶段——第一次严打令数以万计的案件涌入各个法院，一些违反律师职业基本伦理的事情屡有发生。吴以钢回忆称，为尽快处理这些案件，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，律师们被召集到一起开大会，司法局领导特意上台指示“要讲纪律，要积极配合公检法工作，不要纠缠枝节问题”。

　　事实上，这时的中国律师，偶尔还需承担一项今后难以启齿的工作——说通被告人尽快上诉。当时死刑案子太多，中院审不过来，就下放了一些到基层法院。其中一些死刑案件的被告人如果不上诉，就必须要等到法定的10天期满才能执行枪决，如果他们上诉，经过快速驳回等一系列程序，5天就可以执行，以便配合不时举行的公审大会。

　　这样的局面没能持续太久，渐变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悄然发生，律师很快转入了商业化轨道，维护当事人利益成了大多数律师的选择。吴以钢回忆说：“没过几年，官司就越来越多。经常是还没开门，当事人就堵住了办公室的门。社会观念变了，以前大家觉得，打官司是丢人的事，现在则被视为解决问题的一个有效渠道。其次，国家提倡的多劳多得观念开始深入人心，律师的收费标准开始松动，多办案子多赚钱。”

　　同一刻，国门也在打开，现代律师制度开始涌入。1989年，吴以钢参加了第一届中英律师交流项目。1990年底他回国时看到，北京已陆续成立了4家合作制律师事务所，洞悉先机的一批律师已经闯出一片天地：同学龚沙，成了专打名人官司的知名律师；朋友武晓冀回国后创办的君合律所，业务突飞猛进。

　　1994年，与4位同事共同出资10万元，吴以钢成立了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，完成了自己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转变。

　　【人民雇员】

　　2004年，吴以钢的律所搬入高档写字楼月坛大厦。此刻，董秋娜应聘进入他的律所工作。

　　董秋娜，黑龙江人，1995年毕业于黑龙江一所学校的财务专业。来京后，她一直在一家服装外企做会计。“工资不低也不高，但每天和数字打交道，没有成就感。换个工作吧，一般都需要北京户口。律师，大概是最早取消户口限制的职业了。”

　　1997年，被户口逼得没有办法的董秋娜，开始自学政法大学的法律“专升本”。这一年，开办律所已3年的吴以钢，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3年计划：有一些固定的案子，搬进了一处更大的办公地点。开办之初流落街头的担心，已不复存在。

　　定格在这一刻，律师制度正在中国飞速发展。3年前，迫使吴以钢等人与“国家法律工作者身份脱钩”的合伙制改造已经完成。社会上，大部分律师已经彻底地从国家雇员转变成了自由职业者，无须经过复杂的人事招考即可进入；日趋自由的工作性质，相对较高的收入，令法律职业在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升温。

　　董秋娜参加的是2002年的第一届国家司法考试，并以266分的高分通过。“这一年，原来的律师考试改为了司法考试，律师、检察官、法官三考合一，两年考生集中到了一起，全国共有36万多人报名，最终有24100多人合格，及格率不足7%。”回首1986年首届律师考试，早已今非昔比——当时仅1.5万余人参加，就有1万人过线。

　　2004年，董秋娜进入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做了一名薪资律师。她回忆称，张思之等第一代律师不时遇到的当事人动辄下跪、感激涕零的现象，已经成了遥远的传说，当事人投诉律师的事情不时发生；吴以钢等人遇到的当事人堵门的情形，也不复存在，成了人民雇员的律师，需要自行找饭吃。

　　董秋娜感受到了激烈的竞争。“自考时的很多同学，大多数都没选择做律师。这个行业压力太大，首先是寻找客户，大多数时候你会面临众多同行的竞争，总有人愿意承受比你更低的价格；其次，你要面对还不完善的司法环境，很多法律规定好的程序，实践起来有太多莫名其妙的障碍，你会感受到比其他职业更多的挫折感。”

　　但在另一个层面，普通老百姓直接感受到了律师作为人民雇员的好处：律师的服务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尽心。“法律规定，律师在法庭上应据法力争，但基本的营利动机都没了，还能有什么机制能保证这一点呢？”

　　只要努力，就会有收获。董秋娜的个人境遇也在逐渐改善，她在南三环买了房子，成了家。

　　【身份的三次转变】

　　张思之、吴以钢、董秋娜是改革开放以来三代律师的典型样本。在他们迥然不同的人生轨迹背后，中国律师在国家层面完成“从无到有”、“从国家法律工作者到社会中介”、“从商业化到社会责任”的三次巨变。

　　第一次巨变，是从无到有的重生。

　　1950年，认为律师制度是剥削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，新中国下发《关于取缔黑律师及讼棍事件的通知》。1956年，依据“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”的宪法理念，司法部副部长带队去莫斯科学习律师制度；1957年，律师制度在反右中再次被取缔；1979年，最高层决意实施法治，出台64号文件。

　　64号文件，全称《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、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》。这份文件构架了今后30年的中国基本法律制度。其中的一些提法，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；法院、检察院、律师三方

　　互相监督；党委不得审批案件；严禁公检法机关以侮辱人格、变相体罚、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对待当事人等等。

　　第二次转变，则是律师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商业化转型。

　　1994年，吴以钢开办合伙律所完成自己从政府雇员到人民雇员的转变过程时，北京市司法局正在推行合伙制律所的试点。

　　试点的精神动力来自1992年的邓小平第二次南巡。这次南巡中，面对当时突出的社会矛盾，邓老要求剔除思想禁锢进一步深化改革。在律师制度方面，时任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长的周纳新回忆说，“恢复几年后，一方面，社会对律师的服务需求很大，律所门口天天有人排队，但发展律师需要国家编制；另一方面，大家都吃财政饭，干多干少一个样，干好干坏一个样。旧的分配体制、管理体制与社会迫切需求律师服务的现实，成了一对难以化解的矛盾。”

　　同时出现的还有国际上的质疑之声。“律师是国家法律工作者，我们到中国投资，发生的矛盾主要是与各级政府之间，你们领取国家的工资，一仆二主，怎能保守我的商业秘密？怎能为我尽职尽力？”

　　1994年，社会上律师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，在邓老言论的荡涤下，悄然息声。1986年开始的合作制试点，此刻优点尽显：不占国家编制，不需国家出钱，三权制衡的立法目的就能实现。

　　第三次转变，则是律师从商业化到社会责任的回归。

　　大约在2004年，也就是董秋娜成为吴以钢同事的那一年，法律业界开始反思律师商业化带来的弊端：对抗的目的达到了，但是泥沙俱下，律师的社会责任感，在金钱的冲击下岌岌可危。3年后，意见终于上达庙堂。

　　2007年，新修改的《律师法》对律师的定义，额外加上了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者，法律正确实施的维护者，社会公平和正义的维护者”三项使命。

　　回顾30年的律师变迁，张思之表示，“设计律师制度的初衷，是令每一个公民在面对国家公权时，有一个基本的救济渠道，有一支独立的制衡力量。”

　　【职责与困惑】

　　2008年8月，北京月坛大厦。张思之、吴以钢、董秋娜这三代律师人的办公桌，直线距离不足10米。然而，他们各有各的忙碌。

　　8月底，董秋娜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研读6月1日刚刚实施的新律师法。

　　办案中，这位出道已久的律师，还是会不时地遇到个别办案人员的挑战，“没罪，我们要他来这干什么？律师有啥用，走个程序就行了，别挑刺。”董秋娜称，每一次，她的回答都是，“不是我对你挑刺。这不是律师的权利，而是一个公民的权利。你希望你的这些权利被人剥夺吗？”

　　8月底，城市的另一端，年过半百的吴以钢是一名奥运志愿者。他和同行金莲淑、方雯一起，带领着31名分别精通7种语言的律师志愿者，在媒体村内为各国记者提供语言服务。

　　同样是8月底，81岁的张思之宝刀不老。同龄人中，其他人已在家中颐养天年，只有他还奔波在代理案件的路上。他坚持不用手机，但依然有当事人找到他，请他代理一些棘手的案件。过去20多年中，他的办案名单中，增添了很多敏感的名字：大兴安岭大火庄学义“玩忽职守案”(1988年)、鲍 彤“泄密、煽动案”(1992年)、魏京生“阴谋颠覆政府案”(1995年)、“郑恩宠案”(2003年)、“黎元江案”(2004年)、“聂树斌案”(2005年)

　　2007年的一次生日聚会上，这位80岁的老律师被称为：“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。所谓真正，是他比通常的理想主义者更多行动而非话语，更多耐性而非雄心，虔诚于过程而非结果。”

　　8月24日，这位老人说，这是社会给予律师这个职业的荣耀和期待。次日，这位一周前眼睛刚刚动过手术的老律师奔赴河北等地。那里，蒙冤青年聂树斌的案子，等待他的申诉结果。

　　本专题与新浪网合作 记者 王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