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前，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。这是一个黄金发展期，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期。一些行政机关习惯于在做出行政决定时随意发号施令，凌驾于法律之上，行政权力滥用和严重违法的情形屡见不鲜，导致"民告官"案件逐年增加，"民告官"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。半月谈记者就此走访了北京多家律师事务所，听听精通法理与实务的律师们如何评说"民告官"。

　　 一年10万件以上，"民告官"案件急剧增多

　　近年来，我国"民告官"案件基本呈高位运行、逐年递增趋势。据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朱茂林、韩世春律师统计，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，在1990～2007年的18年当中，全国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128万余件，其中2007年首次突破10万件，这个数字在人民法院审理的全部案件中尽管所占比例并不大，但对于起步较晚的行政诉讼来讲，却已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。

　　朱茂林告诉半月谈记者，从2003年到2007年，在我国诉讼案件收案总数整体不变的情况下，一审行政案件收案率增加了13.7%。

　　为什么有这么多"民告官"案件？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李嘉健律师认为，一是转型期引发"民告官"的事件越来越多，在农村土地征用、城市房屋拆迁、移民搬迁安置、公安行政执法、土地行政执法、企业重组改制破产等诸多问题上，地方及有关部门的行政不作为、胡作非为事件层出不穷。二是民众法律维权意识在增强。尽管"民"在不得已告"官"时，压力大阻力更大，但"民告官"却是公正处理官民关系的一种非常透明、更让人民信服的方式。

　　朱茂林认为，"民告官"案件数量和关注度的上升，深度折射了"官本位"向"公民本位"的转变。随着我国政府职能从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，传统的"父官子民"观念正在发生变化，越来越多的民众在遭遇"官害"时，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。

　　胜诉率不足三成，"民告官"到底有多难

　　"民告官"胜算几何？北京市国联律师事务所吴运新律师用5句话概括：民告官，起诉难；民告官，官不理；民告官，难告赢；民告官，执行难；民告官，代价大。

　　行政案件在法院受理的全部案件当中比例非常小，约占2%。"立案难是行政诉讼案件的难点之最，因为不能立案即意味着无法进入司法程序，因而原告只能在若干行政机关(包括信访部门)之间来回奔走。"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杨应军律师说，由于"民告官"涉及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切身利益，后者往往就此成立专门机构，"协调"各方关系，律师、法院都在被"协调"之列。

　　迫于各方面压力，很多律师往往不愿意代理行政诉讼案件。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告诉记者，根据近5年统计数据，在各类行政诉讼案件中，律师代理率不到50%，法律援助提供率所占比例更低，还不到案件总量的4%。如此，"民告官"立案难便在预料之中，有时，原告还不等立案便已被当地公安机关"请去"，结局是或拘或捕或判刑。

　　至于法院，在"民告官"案件审理过程中，其态度也非常微妙。吴运新说，由于受到地方政府的干预，有些法院在审案过程中偏袒被告、动员原告撤诉、甚至擅自变更被告等不正当行为并不鲜见。目前行政诉讼中"民"的胜诉率不足三成，某种程度上就与一些地方政府对法院审判工作的干预有很大关系。

　　如果说执行是法律诉讼的难点，那么行政诉讼中的执行就更是难上加难。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韩世春律师说，媒体曾报道过全国首例农民状告县政府行政不作为案，法院终审判决县政府履行职责，县政府却作出维持现状的处理决定，这种"作为"无异于"不作为"，无奈之下那位农民只好再次将县政府告上法庭。由于法院缺乏强制执行手段，很多时候"民"即使赢了官司，也难以从"官"那里真正讨回公道。

　　由于对法律这条"底线"丧失信心，若非万不得已，很多老百姓在权益受损时，并不会首选"告官"，而是不断找上级行政部门讨说法，"村到乡，乡到县，一直访到国务院"，寄希望于通过长期上访维护个人权益。矛盾凸显期，多一些"民告官"并非坏事

　　在很多受访律师看来，"民告官"多一些不见得就是坏事，因为这很可能是时代进步和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。在社会矛盾凸显期，"民告官"少了反倒很糟糕，因为这很可能是官民之间较少甚至没有沟通渠道的结果。

　　"比如最近贵州瓮安县发生的打、砸、烧群体性事件及云南孟连县的警民冲突事件。这些事件有其必然性：由于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积累的矛盾没有得到及时化解，有时只要有一根'火柴'，便能激化双方矛盾，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。"吴运新认为，最近发生的一些突发性事件，很大程度上就与"民告官"这一法治途径未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很大关系。

　　怎样畅通"民告官"渠道？北京亿达律师事务所吴圣奎律师建议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：怎样保证"民"敢于告"官"？能否进一步扩大"民告官"受案范围、放宽原告资格限制？如何避免"官"强迫"民"撤诉等非法行为？

　　如何保证法官尽量不受行政干预、秉公执法？吴圣奎期待通过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来加以解决。杨应军则建议尽快摆脱法院在人、财、物方面受制于地方政府的局面，提高行政诉讼的受案审级或设立专门的行政法院，以提升司法权威。

　　执行难在民民关系中就是一个难题，在官民关系中更为突出。杨应军主张，如行政机关及其负责人不执行行政判决，应对其加大处罚力度，增加其挑战司法权威的成本，从而使其真正尊重法律的严肃性和神圣性。

　　由于"官"有着自身利益和庞大的行政资源，对胜诉之"民"进行各种方式的打击报复并非不可能。吴圣奎认为，为确保老百姓的合法权益不会再次受损，应当从各个环节保障"民"的人身安全和其他利益。杨应军呼吁，当前还应加强社会舆论引导，应尽快建立有关新闻媒体或民众监督行政诉讼的长效机制。

　　大禹治水，功在疏导。加快"民告官"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正是对民意潮流的一种有效疏导。克制公权，保障私权，依法畅通"民告官"渠道，人心自然安定，社会自然更加和谐！(来源：半月谈 叶含勇)